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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整体智治·观点视角】“数字化”能改变城市的“中心化”趋势吗?

张义修

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青年领航学者

哲学博士

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与城市理论研究

在当代城市理论中,有两个广受关注、相互影响的课题:一是城市空间布局的“中心化”,二是城市的“数字化”。前者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、城市群建设日益成为城市化新阶段的特征;后者是指通过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、发展数字经济、创新数字治理,推动城市生活的数字化、智能化。


具体而言,这两个课题主要针对的都是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。那么,中心城市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大的?数字化又会给这种城市发展趋势带来什么影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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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越来越大,基础在于交通的变革

一座城市可以有多大?从个体生活的角度看,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:在同一座城市中工作、生活的人,平日可以到多远之外的地方上班、购物和休闲?当我们这样思考时,自然会想到的是:这取决于人们在城市中主要采取哪种出行方式。毕竟,骑自行车和坐汽车、地铁,可接受的距离是不同的。可见,城市地理空间的扩张,离不开交通方式的变革。


过去一百多年来,每一次城市交通方式的革命,都导致城市空间尺度的显著放大。1970年,地理学家亚当斯(John S. Adams)通过对美国中西部城市住宅结构演变的研究,梳理出城市形态受交通影响而不断扩张的四个阶段:

一是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步行和马车时代;

二是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期间的有轨电车时代;

三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汽车时代;

四是二战之后的高速公路时代。


这份研究虽然已经过去50年,但最近50年,城市形态演进仍然显著受到城市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的推动。从人力、到马力再到电力、燃气动力,每当一种新的交通方式被普及,城市的体量都会大上一圈。


城市的交通网络像是一张不断展开的蜘蛛网,从最初的城市中心不断向外延展,见证着越来越多人进入城市生活。随着城市地理规模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,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和周边卫星城,这就使“城市化”进入一个新阶段: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阶段。因此,这里所说的城市越来越大,不是说所有的城市都变大了,而是说全球各地的中心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扩张,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辐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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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趋于“中心化”,根源在于资源的集聚

上面的分析,也许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:交通的变革是城市不断扩张的决定因素。实际上,没有这么简单。比如,全球第一座工业城市是英国的曼彻斯特,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,它的地理版图大幅扩张,人口迅速增长,其核心动力不在于交通变革,而在于工业革命。毕竟,在这一阶段,曼彻斯特始终处于马车时代。直到1830年,在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才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客运铁路。归根结底,交通还是服务于生产生活和资源流转的需要。


城市自其诞生以来,始终是资源集聚的中心、资源调配的枢纽:借助四通八达的道路和坚固安全的防御设施,古代城市得以实现资源调集和社会支配;工业对于矿产资源的生产和运输需要,促成矿区和河流沿岸成为许多工业城市的诞生地;海运的繁荣开启了全球资源交换,以至于世界级的城市群几乎都和世界级的港口联系在一起。


从经济学上讲,资源向中心节点的集聚本身就是一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,而近代以来的工业化、市场化加速了这一集聚过程。因此,城市越来越大,既不是单一技术推动的结果,也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。城市的集聚效应不仅能够节约资源、降低成本,而且能够形成产业集群、激发创新活力:从德国的鲁尔区,到美国的纽约港,从汽车工业之都底特律,到信息革命策源地硅谷……如果没有资源向中心的集聚,没有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发展,就没有产业的变革、经济的繁荣、文明的进步。


当然,集聚并非没有极限。一旦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遭遇挑战,一系列“城市病”便接踵而至,集聚带来的优势开始被逐渐抵消,城市生活的福利开始减损,一些企业和市民会产生逃离的冲动,寻找其他成本更低、更便利的城市落脚。不过,大城市总是充满了来来去去的流动,总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,向中心集聚的城市发展大趋势未被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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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数字化”能改变城市的“中心化”吗?

如果说,交通方式的变革在不断“拉近”物理意义上的距离,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大,那么,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,则开始“消灭”这种距离,摆脱时空的局限。因此,对于“数字化”将如何影响未来城市的走向,人们从世纪之交起便展开了争论:数字化会不会消解人们向大城市集聚的需要,为城市的“中心化”趋势画下休止符? 


一些人认为,“数字化”能够突破城市的地理局限,改变城市集聚的趋势。随着信息产业和跨国公司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再集中于一座城市,而是分散到世界各地来完成,许多企业开始将工厂甚至总部搬离大城市。在发达地区,经济活动的核心已经从货物的生产流通,转向信息资源的制造和转化。于是,无论是制造业企业还是信息技术企业,似乎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城市的资源聚集作用。


《数字化生存》的作者尼葛洛庞帝(Nicholas Negroponte)甚至提出,有了互联网,更多的人可以各自留在家乡,分处多地而合办公司,甚至自己雇佣自己。按这种说法,自然也就不必挤到大城市。卡斯特(Manuel Castells)在《网络社会的崛起》中将这种“城市终结”的观点总结如下:“电子信息与信息系统的发展容许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,诸如工作、购物、娱乐、保健、教育、公共服务、政府事务等等,逐渐与空间邻近性失去关联。据此,未来学家经常预测,一旦城市的功能必要性消失后,城市便会衰亡。”


同时,也有人认为,不应高估数字化的影响,城市的中心化甚至可能加剧。例如,卡斯特本人就从当时的现实出发,反对过于乐观的判断。他认为,远程工作在全社会所占的比例过低,甚至有学者称:“研究远程工作的学者,比真正远程工作的人还要多。”电子商务、线上医疗、线上教育等领域的数字化也都困难重重。不仅如此,信息技术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,也导致在有限的时空中容纳越来越多的工作、交往,这反而造成了大城市的交通需求增加,带来更为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。卡斯特还提出,信息社会将缔造更大规模的“巨型城市”,这种城市将成为连接全球网络的节点,发挥对更大范围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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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数字化”可能让中心城市更具吸引力

最近几年,随着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速突破,数字经济得到迅猛发展。人们发现,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脱离城市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实现:白领可以异地开会,主播可以居家上班,农民可以用一部手机将产品卖到千里之外……于是,越来越多的人畅想可以通过数字化,摆脱对大城市的依赖,甚至改变城市“中心化”发展的趋势。但笔者认为,虽然今天的数字技术已经突飞猛进,这种畅想恐怕仍然难以站得住脚。


第一,数字化再有价值,也不可能抵消城市各类资源的现实价值。公司不会因为可以云办公,就不在城市中租用写字楼、进行商务活动;学生不会因为有在线课程,就放弃就读城里的优质学校;患者不会因为开通了在线问诊,就不再需要到三甲医院治病……城市中汇聚的社会资源、公共服务,并不是单靠数字资源可以匹敌的。毕竟,数字化再先进,也不可能把全部现实生活搬进虚拟空间,不可能满足人们所有的真实需要。


第二,数字化越发展,只会让城市生活越有吸引力。数字化与城市化不是替代关系,而是“赋能”关系。就像工业化时代仍然存在农村,只是农村也会引入产业、融入市场。同理,数字生活与城市生活,不是此消彼长,而是深度融合:数字消费已经从网购走向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城市新零售,数字文旅正在助力城市文化服务迭代成长……数字化不仅带来了线上生活的新体验,也会让城市生活本身变得更智能、更精彩、更有吸引力。


第三,数字化仍然需要资源中枢,而中心城市就是这个中枢。即便数据采集的“触角”可以通过光纤电缆突破城市疆域的限制,数据处理的“大脑”仍然需要科技、人才、金融等资源的集聚性支撑。如果说偏远地区也可以通过数据联通世界、创造价值,那么必须承认,中心性的大城市将聚合更多的数据、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因此,发达地区、中心城市才会加速推动城市数字化、加快打造数字产业集群。


总之,“数字化”虽然会改变工业时代的城市格局,建立起辐射更远的流动性空间,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新的可能。但是,在新的城市格局中,仍然存在资源(尤其是数字资源)集聚的中心节点。数字时代,城市的“去中心化”与“再中心化”正在同时发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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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来源 / 澎湃新闻,2021年11月17日

今日编辑 / 黄欣雨

责任编辑 / 戴晟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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